随着中国多地重启供销社，11月伊始，又传来重建国营大食堂的消息。住建部和民政部10月31日下发通知，要求各市（区）开展「完整社区」试点，其中包括配建社区食堂，2年后全国推广。有评论指出，供销社和国营大食堂，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事物，其同时降临，让人感觉将重回物质匮乏和斗争时代。经济学家撰文警告，公众食堂承载共产主义空想，结果事与愿违，造成普遍的饥荒。
试点公众食堂 2年后推广
继在农村扩大供销合作社之后，中共政府又要在城市小区建立国营大食堂等设施。
中共国家住建部、民政部10月31日印发通知，要求各市（区）选取3至5个社区开展「完整社区」建设试点，2年后全国推广。
根据通知，要试点完善社区服务设施，规划建设社区综合服务设施、幼儿园、托儿所、老年服务站、医疗服务站，每百户居民拥有综合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；并配建便利店、菜店、食堂、邮件和快件寄递服务设施、理发店、洗衣店、药店、维修点、家政服务网点等便民商业服务设施，为居民提供「一站式」服务。
「完整社区」是指为民众日常生活提供基本服务和设施的生活单元，每个社区人口5千至1.2万，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管理，根据初步要求，具体有二十个项建设指标。
香港明报11月2日报导，多项指标中，社区食堂引起最多讨论。《无锡日报》昨日（11月1日）发表评论表示，当地近年不少街道、社区纷纷办起社区食堂，目的就是为了让独居、高龄、失能长者「在家门口就能吃上『热乎饭』」。
明报提及，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大上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梁惠玲晋升中央委员，外界关注供销社政治地位提升。
供销总社是中共国务院下辖的正部级单位，前任负责人并无中委身分。60岁的梁惠玲曾长期在湖北任职，湖北近年积极重启供销社，官方称，其农村供销体系从业人员5年间已扩大了5倍。
联系到目前全国各地涌现重启供销社工作，令不少民众产生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的感想，担忧政策导致改革开放出现倒退情况。
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，试点是经济收缩下物资调配、社区管理的应变方式，「现在物资、民生供应链很可能出现地方性的供应不足，官方必须防止因此出现危机，影响社会稳定」。
刘锐绍还指出，中国现在的GDP结构中，民营和外资占可观比例，不可能全面恢复计划经济，如此会打破改革成就、社会亦不会接受。不过他亦提醒，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常常出现政策「变形」，要观察未来试点落实是否出现不公及政治化泛滥。
“大办食堂是为了控制民众”
澎拜新闻11月2日发表社评称，10月中下旬开始，中国多地重启供销社，11月初，河北和西安重建国营大食堂的消息传来，民间舆论哗然。
供销社和国营大食堂，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事物之一，两样事物重新降临，让百姓产生“是不是要重回计划经济时代”的畏惧。
民众内心的恐惧包括，“粮票、油票、布票、肉票、人民公社、记工分、生产队”回潮，更害怕“大跃进、整风、肃反、四清、文革”等等各种运动也随着计划经济重新到来。
他们既不愿意回到物质匮乏、斗争不断的年代，也不愿意过那种居民所有生活用品都被纳入到无所不包的配给体系。
自由亚洲11月2日报导，时事评论人士马聚认为，二十大报告强调斗争精神，这就具备了中共领导层已进入战时状态的特征。他说：“大办食堂是为了控制民众，通过食品、通过物资等各种生产资料，使得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减少，能够让民众感受到共产党在养活我们的思想根深蒂固。目的在于随时随地实施紧急状态。”
随着中美关系持续恶化，马聚说，中共也在民间进行影响力部署：“就是要与美国拼天下，要与美国敢于斗争。也许你可能觉得这么说可能没有根据，但是这些年，我们通过观察，看到这些年中国在囤积粮食和我们已知的全球各种战略物资，唯一能够得到的答案就是要斗出一片新天地。”
马聚认为，在台湾问题上，中共同样是在上述框架下实施其已有的计划。
公众食堂与共产主义乌托邦
明报加东网11月2日刊发评论文章称，公众食堂在中国是伴随「大跃进」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生的，它具有「大锅饭」的特性，被赋予平均主义内涵，承载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想像。
经济学家张曙光在“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——公共食堂和《食堂报告》”一文中写道，公共食堂是毛泽东式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一个标本。其兴之也勃，其衰之也忽，恰如夏天的一阵雷电交加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狂风暴雨。
张曙光表示，毛泽东把公共食堂看成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“最重要”的问题，其原因在于，它是共产党极端集权的集中表现。它表明，当时共产党不仅要实行全面的无限制的公有制，控制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，而且要实行生活集体化，强行进入私人领域，控制个人的生活决策。它不但违背人性，也违背常识，由于走到了极端，会物极必反，只是由于毛泽东的极力坚持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矣，结果搞得假话盛行，天怒人怨，一朝松动，土崩瓦解。
张曙光指出，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的。那么，什么是共产主义？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讲得非常清楚：“公共食堂，吃饭不要钱，就是共产主义。”
张曙光在文章注释中提及，据薄一波和李锐讲，吃饭不要钱的发明权是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。
据李锐说，“1980年讨论第二个《历史决议》时，夏衍回忆说，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亲耳听到柯对毛说，‘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’。毛听了非常高兴地说，‘做到吃饭不要钱，在全世界的影响，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’”。
然而，“吃饭不要钱”的结果是灾难性的。
张曙光引述杨继绳《墓碑》的记载称，河南信阳“1959年9月份就出现缺粮现象。……到了10月和11月，食堂普遍停伙……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（农历8月13，离中秋节两天）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，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。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，全被吃光……断粮后社员先瘦，后浮肿，再瘦，直到死亡。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。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，反而体温下降，临死时都能吃东西，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”。
张曙光指出，几千年来，中国农民一直在生存线上挣扎，吃饱穿暖是最大的问题。从主观上来看，毛泽东大办公共食堂，也许是要使农民吃饱穿暖，过上所谓共产主义生活。然而，结果却事与愿违，是普遍的饥饿，大规模的死亡。正如哈耶克《通往奴役之路》第二章的题记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（F. Hoelderlin）的话说，“把人间变成地狱的人，正是那些想把人间造成他所想象的天堂的人。”
责任编辑：林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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